男人大約在三十: 004 - 合同法
初冬的晚上，夜幕低垂。傍晚的一場寒雨過後，尖沙咀仍是熙來攘往，車水馬龍。的士緩緩前進，走過一個路口，又遇上兩盞紅燈。傾刻間，人們便佔據了整條彌敦道；年少的三五成群，尋常的一家四口，羨煞旁人的情侶。好一片繁華景象，把我和Wendy包圍在這車箱後座。
窗子倒映着她白晰稚氣的臉龐；那一雙眼眸，在清淡的夜粧下顯得更為誘人。我不由自主地定晴注視着她的倒影，就像九月初，我在講堂上解說着合同法的時候。
「記着，一份合同無論寫得如何花巧，總要有三個原素：Offer and Acceptance、Intention to be legally bound、與及Consideration。」法律史上對合同的爭議，來來去去都是爭論這三個原素，有沒有體現在合同內。
例如，在律師行的正職以外，我每週都有兩晚的時間走到這家大學兼識執教這些Master學位課程。學院向學生提出Offer，學生Accept；雙方確認一份有法理基礎的合同；學院聘請導師向學生講授內容，學生滿足課業要求和準時繳交學費，這便是雙方的Consideration。滿足這些條件，學院便頒授學位，學生也就在覆歷表上加添水份。
我經常說，我與學院之間的合同關係也是這樣。一方Offer，一方Accept，Legal binding；我來講課，學院則給我賺外快。雙方各取所需，充份體現合同法精神，只此而已。
「Verbal contract要在甚麼情況下才有效？」Wendy在第一堂便提出了這個問題，一個每年都有學生提及的問題。
「妳是指口頭協議嗎？」
「是的。」
「我們稍後會討論這個題目，我提議妳可以先對這個課題做點準備。」我說，並且補上一句：「留意一點，口頭協議，我們稱之為Oral contract，不是Verbal contract。」
本來只是一句提示，Wendy的反應卻是出乎之料的大。不，她不是在課堂上反擊，而是在三日後給我電郵一份二十多頁，double line spacing連上參考書目的essay，題目是Oral contract的緣起和案例分析。雖然一眼便看出某些法理或案例引用的常見錯誤，但對於一個合同法新手，能夠短時間內整理這種數量的資料，不禁令我汗顏。
After all，我並沒有要求學生提交這類paper，完全是她自發。
「其實妳可以試試投稿去Student Law Gazette。」
「你這是要我去獻醜？」
「凡事總有第一次嘛。我也是第一次來這裏。」說來慚愧，山頂的The Peak Lookout，聽過路過很多次，就是還沒有在這裏吃過一餐。
「這裏是我的飯堂。」Wendy在一家外資銀行的Wholesale Banking任職，專門負責大企業的客戶關係，名片上印着「副總裁」三個字。「銀行高層真的很愛跟我們這些small potato開玩笑。」做了三年，她說，年輕女子在這個位置，談專業知識，比不上那些經驗豐富的Senior。「所以一定要懂得留得住那些企業老闆的心。落場打Golf，應酬飯局，舉杯而盡，都是指定動作。」The Peak Lookout正是她經常宴請客戶的地方。「令那些老闆覺得我是世侄女，除了會介紹客戶給我，最重要是不會想抽我水。」
她的眼神、言語重滿自信，舉起酒杯時沒有半份猶豫。那不是簡單的一倒而盡，而是大方而落，細意品嚐。她的酒量十分好，多喝幾杯臉也不紅，反倒是映照出一陣年輕成熟的氣質。
我問她喜不喜歡現在的工作。「我和公司簽了約，有法理基礎。它出糧給我，我做好我的份內事，一紙合同，公平交易而已。」她試着模仿我在課堂上的語氣：「我們簽的是Verbal contract，不是Oral contract，怕甚麼？」
怕甚麼？Oral contract因為只是口講，一般都需要有人見證；而且，因為沒有文字紀錄，合同內容都會較為簡單，有效期也較短。假如是重要的約定，Oral contract對雙方的保障，的確有限。
除非雙方都有intention繼續覆行合同。Wendy聽我的話，投了稿而且獲選，編輯要求作出修訂，我也自然成為她的顧問。除了每週一節的課堂，我們連續幾個星期，每隔兩三天便碰面一次。
當年對於自己的投稿和畢業論文，我也從未投放過這樣的時間和精神。眼下正職工作量堆積如出，對於這程度的參與，我卻沒有絲毫不願。
「我想我真的要請你吃一餐好的。」她問。
「是不是吃甚麼都可以？」我試探。
「這是一個Offer嗎？抑或是Consideration？」
文章刊出的這一晚，我們約了出來Happy Hour。習慣酒水生活的她，幾杯下來，面不改容。沒有吃過甚麼便直接喝酒的我，已經記不起自己說了甚麼鬼話。稍為清醍的時候，我和她，已經坐在的士上，拖着手。
「沿途與他車廂中私奔般戀愛 再擠逼都不放開 祈求在路上沒任何的阻礙 令愉快旅程變悲哀…」電台悠悠播放着楊千嬅的經典。旋律漸次加強，車子也開進了小路；我知道我們離目的地愈來愈近，Wendy的左手把我捉得愈來愈緊。
我以為她感到緊張，她的眼神卻忽然投向我；靜了幾秒，淡淡然吐出一句：「你要不要先去便利店買點東西？我有折扣。」說罷，的士已經到了目的地。
我們下了車，就站在門外。
「怎麼了？不敢進去？」Wendy看着我，言調滲着絲絲輕蔑。
「不…」我努力地組織句子，「進去之前，我想確認，妳是不是自願的？」連胡言亂語也要保持清醒。
Wendy失笑，眼神忽然變得十分認真：「Listen，it’s oral。」她趨前，輕聲說：「Do you like oral？」話音未畢，我已經拖着她，急步走進去。只是她可能還未知道，其實在法庭上，這回事，不涉合同，只看「自願」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