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原创长篇小说《造化》: 第二十七章

第27章1吴运时说：“路平，你想过吗，那些用批判会玩儿人、寻开心的人固然可恶，也让人担心这些人以后可能留下整人的恶癖。可是你所谓有真诚之举的人恐怕更让人忧虑，更让人觉得可怕。他们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用批判会整人，用批判稿中的思想观点批判老校长和黑帮老师们。这些思想意识和观点观念，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牢牢的扎下根儿。这些思想意识、观点观念将会影响他们今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一旦遇上合适的条件，就会死灰复燃。很可能使他们做出对他们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对百姓非常有害的事情。可能我这个人想的比较悲观，但愿我是想错了。”周路平说：“吴运时，你还是人吗？……”吴运时一愣，铳着周路平猛然仰起头，大声说：“怎么说话呢？你什么意思啊？”周路平连忙笑着说：“不是不是，我是说你还是思维正常的人吗？怎么把问题想的那么深，想的那么远，想的那么复杂，想的那么恐怖啊？”吴运时说：“这些都是比照着我哥和我分析了当今的日本和西德的有关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想到的看法。先拿小日本儿来说吧。当年小日本儿入侵咱们国家大陆多数地区八年，侵占东北十四年，侵占台湾五十一年。如今，抗日战争胜利都二十六年了，可是在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还是那么疯狂异常、蠢蠢欲动的。类似的情况在西德也有露头儿。他还说：‘从古今中外的情况看，一场大的历史事件过后，带给人们思想上、精神上和心里上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反复的。特别是受到这种影响严重的人，一旦在社会主体势力中取得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就会把社会走向引向他们所主张的去向。无论影响是积极地还是消极的，都是如此。积极的例证就不说了。就拿消极的例证来说吧，比如从一战到二战中的希特勒的人生轨迹就是如此。’你刚才不是也说这些学生遭受的是心灵之创吗。我看他们本人受疮伤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怕将来这些创伤还会传染给别人，传染给社会，那其恶劣影响可就非同小可了。行了，我就说这些吧。你接着说老校长们的事儿吧。”李小村说：“路平，运时说的对。我爷爷也跟我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周路平说：“小村，我不是说运时说的不对，我是说他怎么一说起大事儿来，就那么悲观失望、灰心丧气的呀？算了，不说这个了。我还是接着说走资派老校长等人吧。”李小村问：“路平，我爷爷说：‘咱们国家从来就没有过大工业化规模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过真正异议上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顶多是有一些中小规模的资本家而已，而且还远没形成一个很像样儿的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没有他们的理论权威，上哪儿找资产阶级思想去呀？老校长他们又怎么走资本主意道路？又上哪儿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呀？”周路平笑着说：“就是吗。咱们国家在晚清时起，就从封建社会一下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了，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也没能改变过这种社会性质。新中国建立以后，咱们又是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群体、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路线、资产阶级思想等类谬说又从何而来呀？我是孤陋寡闻、愚昧无知。吴老师你教教我们吧。”吴运时说：“你们跟这些词儿较什么劲呀？像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类的说法儿，还不是跟政治问题、右派分子、三反分子的罪名而一样吗，还不是为了整人生套硬缵出来的吗。这些罪名而是个筐，要想整人就往里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你们跟这些玩意儿认什么真呀？路平，你还是书归正传接着说老校长们吧。”周李一边儿夸着吴运时一边儿大笑。周路平笑着说：“刚才我所说的老校长和黑帮老师们的遭遇还不算完。他们在全校学生没课上；左派老师常开会；只有厨房还干活儿的情况下，每天还得被造反派逼着没完没了的干各种体力活儿。大多数活儿实在是干不干两可的无用功，这些东西们就是为了诚心整人。此外，造反派们还逼着他们早晚两次向毛主席请罪。在请罪之前，他们还被逼着在自己的胸前挂上‘我是黑帮某某某’的牌子，在毛主席像前排成一列横队。大声报出自己的姓名，然后再高声唱着：‘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唱完后，朝着毛主席像，低头、弓背、弯腰，同时一块儿背着造反派给他们写的认罪自新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我没能按照您老人家的思想改造自己，走上了背叛您老人家的斜路，成了您老人家的罪人。我现在要好好改造自己，和过去彻底决裂，脱胎换骨，早成新人。请您老人家看在我还不是死不改悔的分子，还想紧跟您老人家继续革命到底的真诚愿望上，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给我指引一条革命的明路吧。’这样一来，老校长和黑帮老师们的尊严和人格，就被完全扫地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言；叫人人不语啊！我真不明白，这些造反派怎么就不好好儿想想，他们把别人整到如此惨无人道的地步，不是同时也把他们自己紧存的最后一点儿人性给整光了吗？”第27章2吴运时说：“你还真高看这种人，他们要知道世上还有尊严，还有人格，还有人道，还有人性这么神圣的东西，也就不这样儿干了。可悲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暴行是反人性的恶举，反倒认为是合乎革命道德标准的善行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也问过我哥，他说：‘我做社会调查时也旁听过一些所谓批斗会，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发言时就公然声称：“你们这些阶级敌人不是想要什么人性、人道、人格儿、尊严吗？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完全、彻底、干净、全部的坚决打掉你们身上的这些疯资修的腐朽堕落的东西。”’”周路平说：“要是这些东西都从人身上被打掉了，那人身上除了模样儿像人，还有哪儿像人呀？没了做人本性的躯壳儿，那该成什么了？”李小村说：“那不是成了禽兽了吗？”吴运时说：“要是禽兽那还算好的呢，人一没了人性，比禽兽要险恶狠毒不知多少倍呢。因为禽兽在怎么自相残杀，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和程度也赶不上人间互相残杀的手段之万一。”周路平说：“看来，人如果为条件所迫，一定要从身上一样一样的往下扔掉什么的话，别的都可以考虑，唯独良心和人性绝对不能扔，这是做人的底线。”李小村说：“你说的真对，一个人究竟是不是人，就看这一步了。”周路平说：“说来老校长和黑帮老师们也真够倒霉的！他们除了白天一整天被造反派逼着没完没了的干着各种体力活儿，早晚两次向毛主席请罪以外，还得一次次的被十几岁的孩子学生们在批判会上批判、戏弄和辱骂。那些年月里，老校长和黑帮老师们被整的哪儿还有一点儿人样儿呀！？造反派们和孩子学生们干着这些事儿的时候，用的可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斗批改的观点，造反派的方法和‘文革小组’的名义呀。一旦被人问起时，他们还振振有词的说：‘我们响应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愿参加革命，群众自己对革命负责。’反正是电台、社会和咱们学校的造反派论调儿怎样说，孩子学生们听了以后就怎样学。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孩子学生是无师似有师，无知胜有知。那时候，学校里乱极了，什么事儿都没人管。就是真有事儿，找到老师们，老师们也得找出种种借口，小心翼翼的说着客气话赶快躲开，都怕哪句话没说好，被学生们抓住以后，上纲上线把自个儿狠批一顿，真是个个儿担惊、人人害怕呀！”李小村问：“至于那么邪乎吗，这些爱生事儿的学生到底想干吗呀？”周路平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吗？文革前，给咱们上过常识课的刘老师，因为在一次全校上街大游行时误喊了口号而。回校以后，遭到了高年级学生们的围攻、斗争和批判，为此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礼拜。把个刘老师的成长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政治根源、思想根源、灵魂根源、家庭根源、朋友根源和社会根源什么的给狠狠儿的深挖细找了个底儿掉。就差坟地根源没动了，不然就跟方孝孺近似，被挖十足了。废了一周之功，动用了一百多人，挖出了个子虚乌有的结果，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倒是应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俗话了。”李小村说：“路平你说的真对。在封建社会里，皇帝老儿整人时，动辄就祸灭九族；现在是动辄就深挖九族，这和封建社会有什么两样儿呀？！上头不是老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怎么一到时候就全都不算数了呢？学生们这么干，不是成了鸡蛋里挑骨头——没茬儿找茬儿了吗？”周路平说：“谁说不是呢。要都是学生找茬儿倒也罢了，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河边儿上的几条小鱼儿，就是让他们撒着欢儿的折腾，又能翻出几朵小浪花儿来呀？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头而的也那么爱找茬儿生事儿。他们这么一来可不得了，竟然把那段岁月都变成了无人不找茬儿，无时没是非的年代了。”吴运时说：“小村，你这两天真幸运，路平没少给你讲故事，他又要给你讲好玩儿的故事了。”仨人都笑了。周路平说：“运时，你来吧。”吴运时说：“我可没你那么好的口才，还是你接着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本校大事儿吧。”周路平说：“要说那个时候咱们学校什么事儿都没人管，也不全对。在那阵子里，咱们学校当时的双宣队按照上头当时的要求和全国的政治形式，对四件事儿管的可倍儿严、倍儿严的。这四件事儿就是：‘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不能少；“红海洋”处处流；“忠字舞”人人跳。’当时，人们管这些政治现象叫‘四大忠’。”李小村笑着问：“你说的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呀？”周禄平说：“你听我一一分解就懂了。”第27章3“先说早请示晚汇报吧。那可真是毫不马虎、雷打不动。不管我们正干着什么，或者在哪儿玩儿着呢，只要一听见大喇叭里播放《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歌声，我们就得打着把势、玩儿着命的往教室里猛跑，就是全盲的也得这样玩儿着命的猛跑。也真邪性了，不管全盲的同学们从多远的地方，也不管从多复杂的地形儿往教室猛跑，愣是没有一个人撞上东西、撞着人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是了不起，甭管你眼睛怎么看不见，也甭管你怎么在复杂的地形儿上玩儿着命的猛跑，只要你心里装着他老人家，你就怎么也撞不上东西、撞不着人。”李吴听了哈哈大笑。吴运时说：“周路平，你这话贫的可没水平。从咱们六五年一入学开始到现在，咱们学校绝大多数的全盲同学上哪儿不是一路上跑着去呀？你见过或听说过谁撞上过东西、撞着过人呀？”周路平说：“你这一鸡蛋里挑骨头，显得多没情趣呀？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把干巴巴的事儿说的更活泼生动、更传神诙谐吗。这就是前人所谓的：‘为人当实，作文要虚’吗。当年贾谊做《过秦论》时，为了酣畅淋漓的宣泄宏大豪迈的气势，不是也用过不实之事、夸大之词吗！这可是一种修辞饰句的艺术技巧呀。你昨天说我‘大而化之’，现在又说我‘贫的没水平’，鉴于你不知这种修辞饰句的艺术技巧，我老人家就不与你一般见识了。”吴运时说：“明明是你无理，怎么倒派上我的不是了。你可真是炖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摔扁的痰桶——里曲瓷不穷呀。”仨人周笑了。周路平笑着说：“谁要是迟到了，就得再早请示、晚汇报完事儿以后，当场开你的批评帮助会。不用发动，人人自愿自觉。就是被帮助、批评的人，也是非常前程、绝无怨言。人们对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那份儿真诚、那份儿深情，真是没的挑，所以谁都不敢迟到。“按时到场后，人们便毕恭毕敬的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向着毛主席像，表情严肃、行为庄重的祝愿一番，再用洪亮的嗓音大声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要是早请示，人们就把这一天要做的事情说以便。再说请毛主席监督帮助。要是晚汇报，人们就把一天来的事情说以便，成绩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错误归咎于自己。有了错误，还要请毛主席批评帮助，以后绝不再犯。最好玩儿的一件事儿就是岳是明的故事。那还是双宣队宣布把早请示晚汇报定为我校正式的政治制度前夕的事儿呢。一九六九年五月初的一天晚上。当时只有十一岁的岳是明在晚汇报上说：‘毛主席，今天我做了一件错事。我听见我们学校辛悦大姐姐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我想这么好的嗓音，唱歌也一定很好听。我就在她旁边听了半天她说话的声音。后来我把这事儿跟胡为文一说，他说，这是流氓思想。我现在知道错了，请您老人家监督我，以后我保证再也不听辛悦大姐姐说话了。’”仨人大笑。李小村笑着问：“我们家那儿的早请示晚汇报从六八年初就开始了，怎么咱学校六九年五月才想起把这定为制度呀？”周路平说：“咱学校也是六八年初开始早请示晚汇报的，虽然从来没什么人把这定为政治制度，但是全校师生员工一直都是一天不落的、自觉的、默默地作着这件事儿。没想到六九年五月在校的那批双宣队，为了向上邀功请赏就抖了个小机灵儿，来了个贪人之功为己有，把这事儿作为一项进一步对毛主席表忠心，不动摇的坚持‘三忠于’、‘四无线’的新政治制度规定了下来。于是乎这批双宣队就给他们自己头上戴上一顶坚决奉行最高指示‘不要吃老本儿，要立新功’的红帽子了。据说最先想出这个法子的人就是来校才仅仅二十多天的军宣队长高云升。”李小村说：“这人的脑子也真够活泛、真够用的，怪不得上头让他当军宣队队长呢？”仨人都笑了。周路平笑着说：“那时一到时间，刘一龙就在大喇叭里放歌儿，全校师生员工就得闻歌儿动，雷厉风行。早晚两次，天天不断。所以我们私下里都把刘一龙叫总指挥或者小管。当时，要是有人想干点儿别人不满的事儿，只要有人一说：‘你可留神晚汇报。’这人立刻诚惶诚恐、逃之夭夭。到了五月中旬，双宣队决定：‘为了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开展三周年，本校双宣队代表党支部和革委会宣布：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六日起，把在我校已经开展了一个时期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活动，正式定为我校的两项政治制度，永远坚持下去，本校双宣队、党支部和革委会要求全校师生员工务必严格遵守。’”李小村问：“路平，文革开始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呀？咱们学校说是五月十六日，可是我听见很多人都说是六月一日。这是怎么回事呀？”周路平说：“我也说不太好这件事儿。持‘五幺六说’的人们，是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五幺六通知’为据。持‘六一说’的人们，是以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校领导和北京市领导的大字报为据。我觉着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只是前者是官方，后者是民间罢了。”吴运时说：“重大历史事件的始终时间问题也许不那么简单，你们刚才说的是文革开始的时间有两个。我看，将来文革结束的时候，说不定也是两个时间呢。”第27章4周路平说：“你行了吧，咱们国家的历史就够纷繁复杂的了，你就别再这儿添乱把问题更复杂化了。”仨人都笑了。李小村问：“路平，说起早请示晚汇报的制度，你对那批双宣队怎么那么尖酸刻薄的呀？”周路平说：“对那批双宣队而言，我这还算客气的呢。在他们来咱们这儿以前，咱们上课挺自由的。给我们上课、代课的老师们对我们都挺好的。他们有时候给我们讲讲故事；有时候以批判的名义跟我们一块儿议论一些社会新闻；有时候让我们自由活动，但不许出教室；也有时候给我们念点儿小说儿。先后给我们念过的小说而有：《欧阳海之歌》、《江畔朝阳》、《牛田羊》还有《艳阳天》什么的。就拿念小说儿《艳阳天》来说吧，当时的场景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我还记得《艳阳天》第一卷里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仨人大笑。吴运时说：“你怎么专捡这个记呀？”周路平说：“废话，这是小说儿《艳阳天》整个儿三卷本儿里的开卷第一句话，就像《红楼梦》里的第一句话一样：‘此开卷第一回也’。再说当年李吉祥老师给咱们班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咱们全班甭管男女，算上你吴运时在内，不是都放声狂笑不已吗。李老师还笑着说：‘你们这些人呀，简直就是孩子。’这么重要位置上的话，这么好玩儿的小说儿开头儿，这么生动的课堂场面，你就是多想忘，能忘得了吗？”李小村听了也直乐：“是啊，文革以来的这么多年里，上哪儿听：结婚、媳妇儿、搞对象这类话去呀？猛一听见这么逗乐儿的话可不就让人忘不了吗。”周路平说：“有时候老师也跟我们聊聊天儿什么的。甭管干什么，都比没完没了的老抄报纸要强的多。可自从那批双宣队来了以后，他们就已加强政治学习为名，叫我们上课老抄报纸了。如今都快两年了，双宣队也换了好几批了，可是咱们抄报纸的事儿可一丁点儿也没变化，我能不运气吗！从文革开始以来到现在，咱们一直就是白耗青春、白交钱，学不着一丁点儿科学文化知识，上课的时候再不让人心里痛快痛快，这课还有什么上头儿呀？！怪不得从上课抄报以后，有好些同学老说：‘咱们这哪儿是上课呀？简直是他妈的花钱买身上难受、心里别扭，比上大刑还要命！’甭管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如何必要，如何及时，要是老叫咱们这些双目不明、前程难料的瞎学生在这八十三亩地里没完没了的浪费资源、蹉跎岁月、空耗人生、慢性被杀，也是小好中之大坏，所失之无偿呀！”吴运时说：“周路平同志，你要注意了。你可又当一次现行反革命分子呀。”仨人大笑。周路平说：“那你现在还不把我押解官府邀功请赏去。”吴运时说：“周路平，我是好意规劝你，你怎么错把和璧当顽石呀？”李小村说：“我看你们俩简直就是一对儿锛的木——到一块儿就磕嘴儿。”仨人都笑了。吴运时问：“什么叫锛的木呀？”周路平说：“就是啄木鸟儿，我姥姥家那儿也这么叫。”周路平笑着说：“再说天天读吧，这得从咱们学校烧茶炉儿的田师傅当年的一段故事说起。有一次我问田师傅：‘怎么好多天没见着您呀？’田师傅说：‘闹了点儿小病儿，住了几天院，你上哪儿见我去呀？’我问：‘您住院时碰见什么好玩儿的事儿了吗？’田师傅说：‘我病的难受直住院，上哪儿给你找好玩儿的事儿去呀？你这小子就是爱打听事儿。’田师傅想了想说：‘好玩儿的事儿没有，倒是有件挺烦人的事儿，就是每天吃完早饭，得让我们这些病号儿天天读。一开始我们不干，我想：“我这儿待着就够难受的了，你还让我天天什么读，这不是天添堵吗？”病房护士长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这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说的。天天读完了，你们心里装的都是毛主席的话了，心里一高兴，病就好的快，不信你们就试试。”’田师傅说：‘人家护士长都这么说了，咱一个病人还敢说什么呀？反正是胳膊宁不过大腿，咱也别较劲了，回头治不好身上的病，再给我加上政治上的病，那我一准儿就得被送到另一个地儿永享太平去了。算了，读就读吧。没过几天，我就病好出院了。’我问田师傅：‘您好的这么快，是天天读帮的忙吧？’田师傅笑着说：‘你小子少跟我这儿耍贫。’说着，他就掴得了我一巴掌。再说咱学校吧。每天别的课上不上都无所谓，但是天天读必须坚持，不能动摇。每天上午八点以前，全校师生员工就得各就各位。然后在八点整的时候，大家就得准时拿出‘语录’或者毛选马上开读。在这些人里，应该不乏有真诚读书的人。但我敢打保票，其中有如我辈这等不肖子孙者，把好端端的天天读变成天天度者也不再少数。就拿我老人家来说吧。有很多时候，我在桌儿上摊开一本儿盲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俩手往上一戈，就开始进入读书境界了。只要俩手始终搁在盲书上，时不时的蹭几下子，让常老师听见你始终摸着书也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书里说的是什么，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第27章5吴运时说：“还是你小子油，胡为文要是像你一样常备不懈、持之以恒，也不至于有今日之失了。”仨人大笑。李小村想：“这吴运时，上午说胡为文欺骗盲人老师，，现在怎么又在同样的事儿上夸周路平油了？这大概就是耳机子里常说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政策性和策略性的机动应用’吧？”周路平笑着说：“每逢此时，我的脑子里就开始心猿意马、天地纵横。有时还真出现过一些奇思妙想，帮我解决了一些生活里的问题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算充分利用时间了吧。如此这般，一节天天读也就轻易渡过了。要是认真说起来，我老人家这才叫真正的天天读呢。”吴运时笑着问：“你一个堂堂的本校红卫兵一连连长，一连二排的大排长，原来就是这样对待天天读呀？”周路平也笑着说：“我把你引为知己才跟你一吐心声的，你不领情也就算了，怎么还这般对我呀？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家对天天读的态度不是早就厌烦以久、心照不宣了吗？”吴运时也笑着说：“你还真吓不倒呀，看来你心里确实没鬼。”仨人都笑了。李小村问：“大家那么不爱天天读，干吗还要天天读呀？”周路平说：“没人这么问过，也没人为此解释过。按我看，对老师们来说，是职责所限；对学生们来说，是上命难违。总而言之，全是形式所逼、实不得已。”李小村说：“那人们心里得多难受呀？”周路平说：“那能有什么法子呀？上头硬要这么干，还管你心里难受不难受的，再难受你又能怎么样，又敢怎么样呀？你敢炸刺儿，人家就敢给你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心字头上一把刀’，任是难熬也硬熬吧！”李小村说：“你这两句话里的第一句，不是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里温奇久挑拨游击队队长雷钢和党代表柯乡关系的话吗？路平你真行啊，肚子里的玩意儿就是多、就是杂，简直是说用什么就有什么，说拿什么就拿的那么麻利。不但如此，而且还说用什么就用的如此恰当，如此出彩。杜甫说：‘读书粕万卷，下笔如有神。’你读的书是不是破万卷我不知道，但是你开口如有神的功夫我可是亲耳相闻的了。”吴运时说：“小村，你还是幽着点儿吧，可别让他找不着北了。”仨人都笑了。周路平笑着说：“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以后，咱们学校也随着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为了争相向毛主席表忠心，处处都做‘红海洋’园地。咱们学校也以双宣队、党支部和校革委的名义郑重其事的发布了书面通知。通知说：‘“七一”前夕，我校要在所有公共室内庄重场所正面墙上的毛主席像下，一律都做成“红海洋”园地，向党的生日献礼。’于是学校就买了电光纸、皱纹儿纸、糨子和大头针儿等物，用这些东西做成红太阳、向日葵、海浪波纹儿，按照学校统一制定的规格，可着墙壁横向的尺度，将其拼接成整体结构，做成‘红海洋’园地。见于咱们学校房屋多、人员少、工作量大、时间紧等特点，校头儿们为了抢任务，向六九年‘七一’党的生日献礼，老师们就在学生里挑了一些半盲的学生跟着上阵忙乎。本人也有幸被派了这桩美差。你还别说，经过一些日子的玩儿命折腾，终于在‘七一’前夕，把能用的地方都做成了‘红海洋’园地。甭管怎么说，还真没耽误事儿。双宣队看后还挺满意，他们还真没让我们白忙乎，于是我们这些全体有功人员，就在全校大会上，结结实实的遭到了双宣队一顿很很儿的表扬。会后，双宣队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观摸了‘红海洋’园地。观摸完了‘红海洋’园地，双宣队又组织大家座谈讨论。人们在座谈会上，大而化之的把‘红海洋’园地和双宣队很很儿的夸了一顿。上有双宣队表扬我们；下有我们夸赞双宣队，真是人人无不高兴，上下皆大欢喜。”李小村笑着说：“你们这不是上勾下连、互相吹拍了吗？”周路平说：“那又怎么样？谁愿意找别扭儿呀？事后，冀艺强悄悄儿的找到了我，小声儿问：‘路平，你是盲人，又看得见，而且眼神儿在咱们瞎学生里还是最好的，你说说，你们做的“红海洋”真那么象吗？’我一听他这么问，就知道这死心眼儿的傻家伙又犯上轴劲儿了。我说：‘你跟着老师参摸的时候，老师不是把“红海洋”的基本材料、构图形式、视觉效果和象征意义都说的一清二楚的了吗，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他说：‘不是我爱较劲，我摸着实在不象。我还直怕是我笨，摸不好。我就一丢丢儿一丢丢儿的摸，一抠抠儿一抠抠儿的想，还是怎么也觉着太不象。’我问他：‘那你觉着象什么呀？’他说：‘紧底下的皱纹儿纸，老师说是海浪波纹儿，可我摸着象圮下来的一杈子麻花儿。老师说的红太阳，我摸着像大馅儿饼皮子。老师说的向日葵，我摸着象烧饼盖子。’”仨人都笑弯了腰。李小村笑着问：“路平，什么叫观摸和参摸呀？”周路平也笑着说：“明盲一同参观时就是观摸，盲生单独参观时就是参摸。甭管怎么着，盲生们不是都没法儿看、只能摸吗。”李小村说：“好家伙，听你说话还真不能走神儿，虽是一字之差，内容就如此迥异，不得了。”吴运时说：“我说小村，你说事儿就干脆说事儿吧，怎么也跟周路平学上带批带讲儿的毛病了？”周路平说：“那怎么了？人们见了一件事儿，总要有些联想和想象吗。这种现象往浅里说叫思想延伸，往深里说就是分析批评或是阐发新论呢。你要是也如此行事，经过苦苦修行，说不定日后会成为一名咱国著名的时政评论家或是社会观察家呢。怎么样，愿否斗胆一试呀？”仨人又是一阵大笑。版权所有归原创作者。转载时请保留以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