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原创长篇小说《造化》: 第八章

第8章1周路平也说：“这些人也真够呛，他们趁着咱们盲生大搞文斗之时，在咱们这儿来了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不感谢咱们也就算了，怎么还把咱们当贼防着呀？简直是岂有此理，真让人没法子。算了吧，咱们索性就给他们来个大人不记小人过，就全当他们是‘僧是愚氓犹可训’吧。还是说咱们的话题吧。运时，你说的没错儿，我上街经常碰上一些小伙子，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瞎子大院儿的人真他妈够棒的，随便儿记点儿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个个儿都那么牛逼，往后有什么记不清的事儿就问你们了。’”李小村说：“还是年轻人理解咱们。不过他们怎么用这么牙碜的话夸人呀？”仨人都笑了。周路平笑着说：“你还别觉着牙碜，忠言逆耳吗。北京街头的小伙子们就是这么夸人的，绝对是真心真意、实实在在。话虽粗野，情义无价吗。从文革开始到现在，都多少年了，北京街头的小伙子们还不是都一直这么夸着人呢吗？恐怕以后多少年都这么下去了。甭管过多久，就是到了有朝一日文革结束以后，现在的小伙子变老了，新生的小伙子又长成了，人们八成儿还得是这么夸着人、这么夸着事儿呢，不信你们就等着瞧吧，看我周某人说的到底对不对。这些小伙子要是瞧不起谁，就骂他是傻逼，他们要是夸谁，就赞扬他是牛逼。谁要是不够傻、不够棒，想让他们这么骂一顿、这么夸一顿，人家还嫌他不配呢，都懒得搭理他。一九六七年我和我姐都在家赋闲时，我姐常给我念书。她要是觉着什么书好就必须得让我听。要是一时没有这样的书，她就给我念书名儿，让我自个儿挑。有一次她让我挑鲁迅的文章，当他念到《论他妈的》题目时，我觉得挺好玩儿的，就让她给我念了一遍。鲁迅的文章太深，我的岁数幼太小，听的我如在云里雾里一样，就没记住什么。只记得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论他妈的》，出自鲁迅的杂文集《坟》。文中还把‘他妈的’叫‘国骂’。当年鲁迅有‘国骂’之说，如今北京街头的小伙子们这么褒贬人，也应该叫‘京骂’了吧。”李小村问：“他们用这么牙碜的词儿夸人倒也罢了，难道还得让挨了骂的人配听吗？”周路平说：“你以为呢？”李小村又说：“唉，真是‘可怜方寸地，千古万人迷’呀！”周路平问：“什么意思？”李小村说：“我们家那儿有首诗谜：‘曲径通幽处，两峰加小溪。有水鱼难养，无林鸟儿自栖。老翁偏爱此，少子更心怡。可怜方寸地，千古万人迷。’”周路平说：“嚯！你们村儿里还有如此文化、如此能人呀？”吴运时也说：“别看小村不大，还真藏龙卧虎呢！”李小村说：“运时，你什么意思呀？”仨人大笑。吴运时笑着说：“你别多心呀，我可不是一语双关呀。”周路平说：“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未曾偷。”仨人又是一阵大笑。周路平说：“别看此诗立意不高，第一句还挺有意境的。”吴运时说：“路平你还真行，我也有这个感觉。这第一句不会是什么名人名句吧？”李小村说：“你们俩还真感觉不凡。这首诗谜里的第一句，确实不是出自凡人之手。他是唐人常建的诗，《破山寺后禅院》里的第三句。全诗是：‘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为闻钟磬音。’”吴运时说：“路平，你小子行呀，还真没白当大编辑的儿子，肚子里有多少玩意儿就甭说了，你的诗感怎么也这么厉害呀？你给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儿，让我们在这上头多少也长点儿本事怎么样？”李小村说：“是呀，你交给交给我们，也好让我们高低学点儿能耐。”周路平说：“我从来都没学过、也没练过你们说的那种玩意儿。如果我真有你们说的那种本事，恐怕也要归功于我们家的两位老编辑和一位杂知博士的姐姐吧。”吴运时无奈的说：“得了，我们家既没有老编辑，又没有杂知博士的姐姐，好不容易有个老师似得好哥哥，还被人放逐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去了。看来我这辈子也长不了这等本事了。”李小村说：“行了，我也死心了，虽然我有个私塾老先生这样的好爷爷，但是他老人家也未必能教得了我学这个。路平，你的这种能耐，在我们家那儿就叫‘龙生龙，凤生凤’了。”吴运时说：“你们家那儿也有半句俗话呀？后边儿不是还有‘耗子生来会打洞’呢吗？”仨人都笑了。李小村说：“你倒是真会挑，要是那么一说，得多煞风景呀！”周路平笑着说：“呦呵！小村，不简单呀！别看你再加蹲这么多年，人情世故也知道的不少呀。”吴运时说：“那有什么新鲜的，他们家不是还有个老儒呢吗。饶是你们家既有两个饱学之士的大编辑，又有个杂知博士的姐姐，比起小村朝夕相守着的，学贯古今、阅历丰富的老儒来，到底还是逊上一筹吧。”仨人又都笑了。周路平笑着说：“一九六七年冬，咱们学校来了一批解放军，在咱们这儿搞‘三支两军’，也就是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和军训。那批解放军来的比较多，咱们学校每个班都派驻了一名，咱们班来的解放军是张排长。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咱们学校的两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派性组织没有了，解放军还在，他们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拨人，只是人数比最初少了很多，他们也不再下到各班了。以上的事儿，有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我当时听别人说的。我在家期间学校里的事儿，都是我在1968年二月二十五号开学来校后听说的。总之，从咱们学校进驻军管会开展‘三支两军’工作时起，到第一批双宣队来校时止的一年多时间里，军管会在咱们学校一共开展了四项工作。第一，解散了两派组织，使全校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第二，成立了本校革命委员会，使本校各项工作开始逐步走向正轨；第三，在军管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成立了本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社会上，以义务文艺演出的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宣传‘三支两军’的各项工作成绩；第四，改包伙制为食堂制，实现了全校绝大多数学生的长期心愿。以上这些工作，为后来双宣队进驻我校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打开局面，打下了深厚儿广泛的坚实基础。”第8章2吴运时说：“我说周路平，你是不是把小村当成你的顶头儿上司，向他汇报工作呢？”仨人都笑了。周路平说：“我这不是为了让小村更深、更广、更全的了解咱们学校吗。小村，以上就是咱们学校文革后的前三个时期：红卫兵时期；两派斗争时期和‘三支两军’时期的主要工作。当然，为了让你更前面、更客观、更真实的了解本校文革以来的校情，我还得跟你说说咱们学校工作中的阴暗面儿。和其他地方的工作一样，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在咱们学校次要的工作缺点中，最大的，也是最令人痛心的缺点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到去年的四年时间里，咱们学校先后有四个半同学不幸殒命身亡。”吴运时听周路平如此说，不由得哈哈大笑：“路平，你这家伙真有稀的，怎么说话越来越离谱儿了？你的哪根儿神经搭错了吧，怎么生生儿的缵出半个死人来呀？”李小村也笑个不停。周路平说：“我周某人再能也无此本事，你忘了咱学校的顺口溜儿是怎么说的了吗：‘老师整党又清队，学生大开批斗会。生生死死任由天，管它是非与错对。’”李小村问：“什么叫‘生生死死任由天’呀？”周路平说：“就是说死人太随便，不但死整个儿人，还有死半个人的奇事儿。这半个人，就是咱们排的王青。据说，王青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一天的晚上，被他们家人接走以后，第二天，墙儿外头的农民里就有好几个人说，他们看见小树林儿那儿的小河里有个小河飘子儿，是个半熟脸儿，挺像瞎子大院儿里的。王青也的确从此后再也没有了下落。也有人说王青没死，有人在北京街头看见过他。这种生死难定的事儿，可不就算半个死人了吗。”吴运时说：“我听人说，法律上有宣告死亡的规定，可没听说过有宣告半个死人的法律呀。你这家伙也算是独自创新了。这要是再西方，你都能申请专利权了。”仨人大笑。周路平说：“小村，甭听姓吴的胡侃，还是听我跟你说正事儿吧。殒命的这些人的情况是：性别，四男一女。年级，一个初二班，两个三年级，一个二年级，半个一年级，也就是咱们排的王青。因由，一个病亡于医院；一个行路时失足于路旁水井；两个游泳时溺亡于精密运河，半个下落不明。生命是宝贵的，对谁来说都只有一次机会。感情是悲伤的，哪个儿女没有父母；哪对儿父母不疼儿女。白发送黑发，伤感何其哀！责任是重大的，这些身亡于水下的冤魂，都是发生于他们在校期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地下以‘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寞寞的控诉着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校局给他们造成的人生悲剧。教训是深刻的，他们虽然先咱们而去了，但是他们的名子却永远的空存于我备学子的心底。使得我备学子什么时候想起他们，就无比痛恨那个无法无天、无政府的混乱时代。当然，殒命于路旁水井和精密运河的三个水鬼，也要自身承担相关责任。一是在陌生路境中死要面子，不用马竿儿；另两个是不悉水性、过分逞强。至于咱们排的王青，也要承担责任。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青少年盲人，尽量不要独处，以防不测。因为人的基本活动性质是群体性的。以下就是咱们学校的第四个时期：双宣队时期了。“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号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里头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最新最高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九月初，咱们学校就来了第一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直在咱们学校的解放军，这时又新换了一拨人。以前，我们管他们叫军管会，管他们个人叫军代表，这次改名儿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何在一块儿简称双宣队。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双宣队的人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每茬儿的人数量不等，来自哪个单位也不一定，在校的时间也不相同。现在的军宣队有两个人。队长叫武军，都叫他武政委。队员叫刘启雄，都叫他刘干士。以前咱们学校的军宣队队长都叫指导员或连长，武军是来咱们这儿的头一个政委，了不起，这可是正团级的称呼啊。不过有人传说：武政委在军队里，实际只是个营教导员，他来咱们这儿以前，在本区教育局搞‘三支两军’工作。这俩人是去年冬天来的。现在的工宣队有三个人。队长叫梁满怀，都叫他梁队长。队员是张弓长和陈悦歌，陈是女的。他们是今年年初来的，听说是来自本市近郊区的一个五金厂。虽然双宣队的轮换是常有的事儿，但像这次同时轮换军、工双宣队的情况，在咱们学校还是第一次。原来的校领导班子现在叫盲校革命委员会。教导主任撤销了设置。校长没有了，改成了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委会主任是管双全，党支部书记也是管双全。这人的名字真没白叫，一人二职，党政双权。管双全就是大管，这人你应该知道，就是一九六六年三月份来的那个大高个儿男的党支部书记。现在，咱们学校的所有权利都集中在军宣队、工宣队、党支部和革委会这四个领导机构上了。其实从根本上说，就是咱们学校的所有大小事儿都由武军、梁满怀和大管这仨人最后决定了。对了，说到这儿，得提个人了。文革前，你认识四年级的郭志强吗？”第8章3李小村说：“认得，不熟。怎么啦？”周路平说：“此人在当年盲校成立革委会时被三结合进了领导班子，也就是参加了革委会。当时被革委会三结合的学生有两个，另外一个是初二班的女生金海英。这人你肯定不认识，我也是六七年闹两派时才认识她的，现在也工作了，也就用不着说她了。”李小村问：“郭志强那么棒呢？”周路平说：“看怎么棒了。有人按照他的特点给他编了四句顺口溜：‘唱歌儿嗓音儿亮，说话就抬杠。是事儿都有他，当仁全不让。’当然这些现象本身无所谓好赖，关键看用在什么事儿上。正好儿当年快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他把相关特点都用在了帮助咱们学校成立革委会的工作上了，所以一成立革委会，就把他这个四年级的盲人高小生，以群众代表的名义给三结合进去了。”李小村问：“这俩学生要是表现好，让他们入党就行了，干吗非得弄进革委会里不可呀？”周路平说：“你在听你爷爷的矿石耳机时，应该听见过毛主席关于革委会基本经验的语录吧？”李小村说：“我不但听见过，我现在还会唱这首语录歌儿呢。”说着，李小村就轻声的唱起了这首语录歌儿：“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李小村唱完第一句后，周路平也跟着轻声唱了起来。他们俩轻声唱完了这首歌儿后都笑了。吴运时也笑着说：“你们俩又说又唱的，没事儿吧？”周路平说：“你要看着眼儿热，就跟我们一块儿聊、一块儿唱；你要听耳机子，就踏踏实实听你的耳机子。别两头儿都放不下的让人替你这么难受。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儿呀？怎么连哪头儿炕热都觉不出来了？”仨人都笑了。周路平说：“当年这俩学生还有两位老师都作为群众代表被结合进了革委会。如今，却是时过境迁、师生各异了。两位老师还在革委会，金海英毕业离校多时，郭志强也长期倍遭冷落。几个月以前，在一次闲聊中，我问过他这事儿，他愤愤不平的说：‘妈的，这帮王八蛋，早他妈把我老人家给甩到阴山后头的犄角旮旯儿里去了。这些年里，他们背着我郭某人不定嘀咕了多少黑会、捏咕了多少坏事儿呢？他们把我不冷不热的晾在一边儿，哼，我还他妈懒得尿他们呢！反正我也快毕业了，乐得个清闲自在。大管这王八蛋，简直是他妈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当年成立革委会前夕，对于是否解放大管，把他结合进革委会，争论很大。要不是我老郭力排众议、多方美言，他大管王八蛋能进革委会算他妈新鲜了。如今这王八蛋根儿牢、翅儿硬了，就把当年的大恩人一脚踢开了，什么他妈人性呀？现在的双宣队和大管他们这帮人里，没他妈一只好鸟儿。但分有一只好鸟儿，我老人家也不至于遭此噩遇。’”李小村问：“让郭志强等进革委会不是本着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做的吗，怎么双宣队和大管他们竟敢如此对待最高指示呀？”周路平说：“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政治形势，已远非当年成立革委会时可比了。林副主席当年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经过这么多年的武斗文争，整死了一些人、斗倒了一些人、批臭了一些人、改掉了一些人；可是也弄贼了一些人、熬精了一些人、炼滑了一些人、还泡油了一些人。现在专门利己、看风使舵的人多得很，到处都有、并非罕见。他们觉得毛主席的话对他们有利的，就一句顶一万句；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的，就一万句也顶部了一句。大概这就是政治普及的妙用，活学活用的神通吧。具体说道郭志强倍遭冷落的现状，上述原因或许不无作用，但是主要还是郭志强那张当仁不让的厉口造成的。谁让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的？当年人家用他，是因为他的这张嘴；如今人家冷落他，还是因为他的这张嘴。”俩人都笑了。吴运时也跟着直笑。李小村说：“这不成了成也他的嘴，败也他的嘴了吗？”周路平说：“要是郭志强早明此理，恐怕也未必有今日之失了。”周路平接着说：“咱们入学时的六年级到初三年级的四个班学生，也就是一度被人们称坐‘盲校老四届’的那些人，都在一九六九年冬得到了工作，只是全被分到了远郊县。偌大的北京市，有四个城区，五个近郊区和九个远郊县。就拿城区和近郊区这九个区来说吧，区区都有国营性质的盲人福利工厂。这八十多名毕业生里，绝大多数都是本市城区和近郊区的城镇居民。按照文革前的有关规定，这些有本市城镇居民户口的人，一律都得被分配到这九个区的福利工厂里去。可是谁能想到，他们这几届学生的毕业和该分配工作的时间正好儿是六六到六九这几年里，偏偏就赶上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延误了数年毕业时间的八十多个盲校初中毕业生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全被一下子扔到了远郊县中的手工作坊似得几个小工厂里去了呀！”李小村问：“怎么是绝大多数呀？里头的极少数人是怎么回事儿呀？”周路平说：“按照有关规定，农村和外地户口的学生不包分配。”李小村一听非常黯然。周路平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用手轻轻扶了扶李小村的肩。第8章4顿了一顿，周路平接着说：“公布分配工作方案的那一刻，老师刚念了分配方案的头几句，这些七八十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小伙子如同遭到了沉雷重击一般，在瞬间的沉寂过后，突然爆发出了绝望的嚎啕之声！……这种悲声，似决堤的江河一泻千里；又似千钧霹雳震天撼地！……当时，我正在那儿的会场附近玩儿呢，七八十个二十多岁的男女青年突然同时突发绝望悲声的强大气势，一下子就把我这个十四岁的小盲生重重的震在了当地！冲击震撼，恐惧慌乱，使我恍惚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慢慢的恢复了主观意识，缓缓的找到了自我感觉。想起刚才的场景，就像天塌地陷、命灭身亡了一样！……那种感觉，就是怎么也过不去，把我吓的可真不轻呀！都到现在了，什么时候想起来，我什么时候还是如临其境、心有余悸呢。八成儿今生今世我的心底深处都难脱阴影了。这时，女生们的哭声渐闻渐小，又过了一阵儿，她们的哭声似乎是若有若无了。可是众多男生丝毫未减的嚎啕悲声对我的冲击力、震撼感和由此而生的恐怖气氛，让我怎么也把持不住慌乱异常的神情。我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听见好几十个成年男人同时如此大放悲声呢！那种没有女生的纯男性哭声，让人听来更要命！那种因压迫力、震撼力和穿透力给人的心里和精神造成的巨大冲击感、恐慌感和失意感等等特殊感觉，要不是亲身经历者，别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体会到和无法理解的。当时这些人时大、时小，时轻、时重的哭声，真是悲中有痛，痛里含悲呀！这种又悲又痛，亦怨亦怒的情状让人实在无法分清：他们是在长歌当哭还是长哭当歌！……“我听见一位中年女老师，一直哭着再三苦劝着大家。当时我心里很乱也很难受，加之这位老师泣中有诉，诉中含泣的含混声音，我也没听出是哪位老师。这时，不知是谁，唱起了《国际歌》。一开始是一个人速度缓慢、声音低沉的小声哼唱，后来是一个跟着一个的唱，最后是全场同唱。歌声低回铿锵，感情沉重悲壮！那种歌声里涵着哭声，哭声中载着歌声的凝重气势，忽而似万马奔腾纵横驰骋；忽而又像一江春水衮衮东去！如此气势、如此情状，真足以感天动地撼黄泉了！从我记事儿以后，也不知听过多少个专业团体演唱的《国际歌》了，虽然我听过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虽然我听过的演唱风格各有不同，但是像‘老四届’这样的唱法，我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见过。若非有极其特殊的身心大痛遭遇的人，是任谁也唱不出如此悲壮的气氛，如此忧愤的分为，如此感伤的神情，如此郁闷的心绪的！这些即将走进北京市远郊县手工作坊似得小工厂里的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首批初中毕业生，绝对是把这手国际悲歌特有的主旨、特有的思想、特有的意境、特有的灵魂等艺术特质，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人们，用自己的热泪在唱；用自己的热血在唱；用自己的心神在唱；用自己的生命在唱呀！他们在为自己不平的心声儿歌！他们在为自己不幸的命运儿歌！他们在为自己悲凉的境遇儿歌！他们在为自己未卜的前程儿歌呀！正式：激昂慷慨荡胸膺，燕赵悲歌动地声！敢问何为心底意，任是顽石也动情！他们的这种歌唱，就是对这手《国际歌》极为特殊的艺术再创造！此歌的词曲作者欧仁-鲍狄埃和比尔-狄盖特，当年在为全人类无产者的解放事业创作这手革命壮歌儿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多少年以后，在世界的东方，在亚洲，在中国，在北京，在红星盲人学校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到第四个年头儿的现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有那么一些即将告别母校，走进北京远郊县手工作坊似得小工厂里的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首批初中毕业生，竟然能把这手国际悲歌唱出了如此感动人神的意境。第一段唱的如泣如诉、动人魂魄；第二段唱的时怨时叹、惆怅苍凉；第三段唱的深凄深悲、万物怆然！真可谓荡气回肠忙生怨，歌声直冲干云霄！此前，我和运时经常到中学部找我们的老朋友们玩儿去。从那以后，尽管我们十分想念他们，但是我们再也不忍心找我们这些背负着身心大悲大伤的老朋友去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六号这天，天气寒冷，北风呼啸。上午九点，校领导集合起全校的师生员工，在通往盲校大门的甬路两侧，排成队列夹道而立，为即将离校的‘老四届’们送行。当时，咱们班十三岁的女生陶李节还跟樊小无说：‘这些“老四届”同学真够幸福的，他们分配工作的时间正好儿赶上毛主席他老人家七十六岁生日。等咱们以后分配工作的时候也跟他们一样，也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生日这天，那该多好、多幸福呀！’樊小无说：‘还用等到那会儿，听你这么一说，现在我就感到无比激动、非常幸福了！你还真会说话。’陶李节说：“你不是比我更会说话吗。”俩人大笑。刘一龙奉命在大喇叭里播放着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老四届”离校已壮行色。手风琴、手鼓伴奏出的激情跳跃、欢快活泼的节奏，男生歌手们整齐有力、嗓音粗犷的歌声，把这手歌特有的新疆风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北风阵阵，忽小忽大；歌曲声声，时远时近。寒冷的天气，强劲的北风，摇曳的歌声，复杂的神情！使人在瞬间恍惚中，真似有置身塞外、亲临边地之感！不多时，坐满‘老四届’盲人毕业生的两辆大卡车徐徐开来。我们自发的铳着大卡车大声喊着：‘毕业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再见啦！欢迎你们回校来玩儿！’我们的心里话还没喊完，就变成了一片哭声 ，陶李节的哭声特别大。车上的人们也大声哭着喊到：‘小弟弟、小妹妹们，以后我们一定会来看望你们的！……’车上车下，此呼彼应；男生女生，哭声一片！往日友好的人们更是泣不成声、言不成句！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歌声车声、哭声风声，互相掺杂、错综交响；冲击魂魄、震动天地！……“这是咱们1965年入学以来，送别的第一批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初中毕业生。这也是1954年，新中国从基督教教会手里接管过来以后的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只是谁都没想到，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自开校近百年以来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在他们怀着首批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初中生的自豪感，渡过了初中历程战斗时光的时刻；在他们初中生活的阶段，做完了憧憬未来的美好梦境的时刻；在他们与生活了多年的母校即将离别的时刻；在他们和朝夕相处的学弟学妹们就要分手的时刻，竟然是在如此的场合，如此的气氛，如此的天气，如此的年代里！……这件事在我心灵深处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太重了！深的令我在感情上，至今都无法释怀；重的让我无论到了何处，都‘不思量，自难忘’！从‘老四届’走后到现在，都一年多了，有一件事儿我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咱们学校里，老校长挨斗，因为她是走资派；一些老师遭批，因为他们是黑帮；有些老师离校，因为他们下干校。以上这些人的变化无论好赖，总还都有个名义。可是，应该分到本市城、近郊区国营福利工厂的‘老四届’毕业生，却没能按有关政策规定的时间和单位得到应有的工作，反而一下子都被扔到了远郊县的手工作坊里去了，这么严酷而悲哀的结果又是凭的什么秘而不宣的由头儿呀？！”第8章5周路平话音刚落，就传来了吴运时重重的一声叹息：“唉！眼睛坏，时机赖。人生难，真无奈！……就算你多要强，又能怎么样呢？！”李小村听见吴运时把话说的这么伤心、这么难受，真想劝他几句。可自己初来乍到，又不摸深浅，也就只好作罢了。周路平说：“我说吴运时，你心里的天气怎么老是多云转阴呀？就不能多云转晴一回吗？”仨人都笑了。周路平接着说：“现在，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盲校文艺宣传队的事儿吧。到了一九六八年年初，在住校军管会的帮助下，全校解散了所有派性组织，表面上也基本消除了派性隔阂，就算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了吧。还成立了校革委会，使得咱们学校自文革之初，老校长被打倒以后，第一次有了全校统一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李小村问：“什么叫‘就算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了吧’？”周路平说：“你想啊，从文革之初，老校长被打倒，全校成立红卫兵，又到全国各地串联，红卫兵分化、组合成两派组织，到实现大联合前夕，两派组织在此期间闹了多少派性对立，又搞了多少派性斗争呀？能说联合就联合的了吗？就算把他们强捏到一块儿，也一定是貌合神离、形似实非的呀！所以我才有如此这般一说。寒假开学不久后的一天，本校革委会主任大管和军管会的领导，为了迅速打开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以后新的工作局面，召集了‘老四届’里的一些音乐能人和文革前教音乐的老师开了个小会，专门讨论了成立文艺宣传队的事儿。据说大家对此非常热心。会上有人说：‘要成立宣传队就必须演革命样板戏，否则在政治和社会上无法通过。要演样板戏就必须有西洋乐器。学校是不是给宣传队买一些西洋乐器呀？’大管当即表态：‘你们说的情况我也知道，可是咱们学校哪儿有这笔钱呀？’一句话使会议卡了壳儿。会后，一些热心人纷纷议论、广开言路。他们凑到一块儿一嘀咕，还真想出了办法。大家从中挑选了两个心灵嘴巧的人，找到了大管，说了他们的意思，又跟大管要了一份全校已实现大联合的书面证明和一位音乐老师，然后就推举了几个既会说话又会办事儿的同学，组成了一个本校小型官民两方性质的代表团，出面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文工团。文工团的一位基层领导接待了他们。他们跟这位领导说：‘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赞扬文革的丰硕成果，歌颂“三支两军”的革命业绩，我们想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社会上做义务宣传工作。请解放军同志们帮帮忙，借给我们一点儿夕阳乐器。’这位领导看他们是盲人，又听他们说的头头是道、情真意切，也动了心、动了情。他问：‘你们那儿的两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了吗？’他们拿出实现了大联合的证明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了。’这位领导看了他们关于实现大联合的证明，说：‘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这件证明就留在我这儿吧。我尽快把你们的情况和要求向我们部队首长做出原原本本的汇报，你们就放心吧。你们先回去等消息吧。’这位领导派车把他们送回了咱们学校。“过了几天，解放军某部文工团的领导给咱们校头儿打电话，定下了送乐器的时间。有一组解放军，约莫有两三个人吧，就按时开着车把乐器送到了咱们学校。送乐器的解放军的带队军官，对出面接待他们的大管和音乐老师们说：‘我们部队首长说了：“双目失明的盲人学生们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三支两军’都这么积极、这么热心，咱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是一件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大好事儿，咱们应该全力支持。这几件乐器就送给他们吧。”’这些解放军还把这批乐器的易损件儿和一份儿写好的关于怎样使用、保养和维修这批乐器的书面资料儿交给了接待解放军的大管和音乐老师们。大管和音乐老师们留这些解放军吃饭，人家婉言谢绝了，连水都没喝一口就告辞儿回了。要么说还是解放军好呢！他们这么一来，既帮助咱们学校解决了难题，增进了军民团结，又扶持了一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新生事物，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了新功。真是双方共同受益，军民皆大欢喜呀！“解放军某部文工团送来的这批乐器有小号、长号、次中音，圆号、低音号，此外，还有些打击乐器。这批乐器每种有送一件的，有送两件的，真可谓数量不等种类繁多了。这批乐器的名字是不是这么叫，我也不知道。反正人们怎么叫，我也跟着怎么叫。倡议组件宣传队的人们中，有几个人以前或多或少的玩儿过这类玩意儿，在他们的帮助下，在音乐老师的协助中，一些初学乍练的人们，经过一段不太长时间的勤学苦练、细心钻研，都能较熟练的使用这批乐器了。”吴运时问：“你说道解放军送的乐器时，怎么老用‘这批、这批’的呀？”周路平说：“你没的说了吧？这么说既显得解放军送的乐器特别多，又表达了我老人家非常看重军民鱼水情，有何不可吗？”周李大笑。周路平接着说：“学校还帮助宣传队动员了一些有民族器乐特长和声乐特长以及爱好曲艺、歌舞又能说会编的学生加入宣传队。比如咱们排的宋雅诗、柳晓溪、梁秋燕、秦谱悦、樊小无、岳士明；一排的杜香飞、阮柔、文雅雅、蓝伟、汪云衣、顾小山等人，宣传队的规模就很大了。大管又给他们买了一些民乐器，宣传队的人们就更是喜出望外、干劲儿十足了。在音乐老师和文艺骨干们的指导下，经过一段不太长时间的反复排练，他们还真拿出了一台两个多小时的节目。这些节目有：多种演唱形式的歌曲，多种形式的器乐演奏，不同形势的小歌舞，相声、快板儿、三句半、对口词和配乐诗朗诵等。他们还排演了一些样板戏的选厂、片段和选段。”李小村问：“盲人还能演歌舞呀？”周路平说：“全盲的唱歌儿，半盲的伴舞，你别说，他们演的小歌舞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我看过他们好几回整体彩排，有些节目的水平跟专业的比起来还真差不了太多。当时的校领导们一商量，就成立了‘北京是红星盲人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对外开展义务宣传演出。“文艺宣传队在外演出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单位争相邀请他们上门演出。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他们演出的部分节目录音。由于电台事先把节目播出的时间通知了咱们学校，大管特意在小操场集合了全校师生员工收听了这次广播，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很振奋。这下，宣传队的名声更大了，当然，他们演出也就更忙了。他们每礼拜怎么也得演个四五天。有不少时候一礼拜七天都有演出，最忙的时候，一天还得演两场。演出多的时候把他们累的够呛，有的人不管往哪儿一座，立马儿就睡着了。1969年冬，‘老四届’走了以后，学校又从咱们入学时四五年级的班级里挑了一些音乐能人接着干，他们的水平和名声不比以前的人差，对外演出依然还是那么忙。只是从去年九月初，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随着政治形式和社会倾向的微妙变化，他们的演出才渐渐缓解下来，直至十二月份，才完全停止了演出。从现在的情况看，自一九六八年到去年，活跃于北京地区长达三年之久的北京市红星盲人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义务宣传队，将无可避免的寿终正寝了。当年成立宣传队是社会形式发展的需要，盲校趋势的必然要求；现在，盲校文艺宣传队寿终正寝，也是社会倾向的局限和盲校情况的无奈。这倒是在千万个立正中，又添了一个‘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民谚性质歇后语的立正了。”版权所有归原创作者。转载时请保留以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