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大讀考古專業的時候,系裡經常組織我們到城外山區古墓現場實地體驗,有時也協助考古人員野外作業,主要是刷洗瓷片、清理陶器、為文物塗保護液之類的雜事,不太辛苦,而且每天能拿七毛錢補貼——這在80年代中期是筆不錯的外塊,可以吃到一碗餛飩加兩個肉包,或者買本不錯的小說。

   大四上學期的一個星期天早上,班主任匆匆來到男生宿舍,說棲霞山南坡發現明代末期古墓,由於整理工作量很大,天氣預報明天又要下雨,必須搶在今晚之前結束野外作業,急需人手協助,補貼提高到八毛錢。大家一聽呼啦全湧下樓,老鄉阿誠學的是生物專業,聽說有利可圖也混在裡面上了車。

   古墓處於南坡狹小的山谷底部,四面環山,只有一條相當隱蔽的羊腸小道與外面相連,幾百年從未有人進去過,雜樹叢生,野草茂盛,地表沉澱著多年腐爛的草土混和物,給考古工作帶來困難。

   大隊人馬抵達後專家做了分工,我和阿誠,還有四川籍學生徐耀分在一個組,負責在東面第七格區域探方內篩選——探方是指事先掘開的五米見方的土坑,主要用於探測古墓地下方向、位置和藏量,等探方連成片後還能方便統計發掘面積。

   當時的情況是,最先打開的一號墓坑已確定不是主墓,專家以二號墓、三號墓為核心,根據墓室規格和走向挖了五個探方,各組在指定區域內篩選填土,等確認具體位置後再進行大規模行動。





   我們拿著手鏟在填土層清理和尋找線索,一旦發現陪葬品及時報告。探方裡濃郁的土腥味夾纏著青草的芬香,每一寸泥土,每一個碎片都記錄著歷史的滄桑,考古,是最生動的時空穿越。

   時間在尋尋覓覓中飛快流逝,不覺間夕陽西下,暮色籠罩了山谷,可整理工作還沒有完成,工作人員在四面掛了幾盞高亮度白熾燈,挑燈夜戰。我們組開始是肩並肩一字排開,後來中間探方有人篩到一隻陶器,阿誠跑過去看熱鬧,我和徐耀平行向前推進,相距不到兩米。

   我沿著事先畫的石灰線一口氣篩到土坑邊,打算坐下來歇會兒,突然發現坑旁草叢裡坐了個人,由於我們探方離燈源比較遠,草叢又背光,只模模糊糊看到他很年輕,年齡不超過二十歲,衣服是純白色,但沒看清楚款式。

   “餵,你是哪個組的?”我很奇怪,因為墓地現場除了阿誠全是考古系學生,沒我不認識的。

   他好像笑了一下:“我在等人。”
   




   “等誰?我幫你叫。”我自告奮勇地說。

   “沒關係,我們約好了,他馬上就會來。”

   徐耀聽我們說話也靠過來:“蹲了一天真有點累,誰有香煙就好了,來一根解解乏。”

   那人說: “我沒有香煙,不過有鬆子糖,要不要?”

   當時鬆子糖很貴,價格和上海大白兔奶糖差不多,我們也不客氣,接過來往嘴裡一扔,不像想像中那麼甜,還有點苦味兒。





   “是松子糖嗎?怎麼味道不一樣?”我說。

   那人說:“自己家做的。”

   徐耀問:“你是哪個系的,上午好像沒看見你?”

   那人朝幾米外的大樹後一指:“我在那邊,風景蠻不錯的,過去看看?”
   
我瞧那邊黑乎乎一片,稍一猶豫,徐耀站起來說好哇,反正也沒什麼事,印曉飛,一起去吧。他一邊說一邊跟那人走了兩步,還回頭招手,我無奈只得慢吞吞地站起身。

   “曉飛,你趴在地上乾什麼?”

   身後陡然傳來阿誠的叫聲,我一愣:我明明站在這兒準備朝前走,怎麼會趴著呢?就這麼一激靈,那人和徐耀已失去了踪影,我腦中彷彿被抽空似的一陣暈眩,在阿誠的叫喊聲中軟綿綿倒下。
 
   醒來時我已躺在醫院,後來的事都是阿誠講給我聽的。





   他說我昏迷了六天七夜,高燒曾達四十三度,醫院方面一度開出病危通知書;我剛進醫院時嘔吐了很多黑糊糊的東西,院方檢測結果是過期變質食物,但未能判斷是何種食物。

   他說徐耀失踪了,學校連夜組織兩百多人在方圓不到五平方公里的山谷裡搜索,恨不得挖地三尺,最後還是空手而歸,後來連日暴雨引發山體滑坡,把通向明墓的道路封死了。那天傍晚他只看到我趴在地上拼命往地裡鑽,沒見到徐耀和我說的那個人。

   他說考古隊在我們探方旁邊大樹底下挖出一具骷髏,經鑑定是明朝晚期的屍體,死者約十八九歲,雙手被縛,姿勢扭曲,顯然臨死前經歷痛苦掙扎,應該是被迫殉葬。

   他還說農村里有種說法,屈死的冤魂通常在草叢裡等人替代自己,徐耀就是這樣被勾走了魂,而我則在地獄門口走了一圈,不是他及時喝住也會沒命。

   我當然不相信他的話,可又無法解釋那天發生的事,心裡留下一道深深的坎。

   出院後我對野外考古產生了恐懼感,繼而厭惡起所學的專業,大學畢業後主動放棄分配到博物館的指標,選擇回家鄉鹽城麵粉廠做會計,那時麵粉廠是炙手可熱的單位,收入比博物館高,年終還有獎金。
  
 阿誠也回到家鄉,按專業對口原則分到食品公司,我經常找他買市面緊俏食品,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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